范文正公后代_范文正公是谁

1.唐宋八大家·范文正公神道碑铭

2.一代名相之臣，范仲淹，给后代留下什么家训

3.五子登科

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，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，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。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，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，取诸多新手段、新举措，以稳定经济地位，收合族属。范仲淹创建的义庄，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，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，影响深远，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，论述已多。已有的研究成果，诸如陈荣照《范仲淹的义庄》[ ](pp186-212)、邢铁《宋代的义庄》[2]以及廖志豪、李茂高《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》[3]等等，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，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。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，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，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，无意是很有帮助的。笔者不惴谫陋，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，以补前贤研究之缺。不妥之处，肯望教正。

一、义庄之创立与发展

皇佑元年（1049年），范仲淹知杭州。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，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。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《续家谱序》记载：“皇佑中（应为‘初’），来守钱塘，遂过姑苏，与亲族会。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，复惧后来昭穆不明，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、家集考之，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，支派尽在。乃创义田，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；又理祖第，使复其居，以永依庇。故作《续家谱》而次序之。”[4]（pp731-732）

在《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》一文中，范仲淹又说：“皇佑初，某来守钱塘，与府君（范仲温）议，置上田十顷于里中，以岁给宗族，虽至贫者，不复有寒馁之忧。”[5](P370)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，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：一是续修家谱，一是创置义庄。 这一年，范仲淹61岁。

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，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，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的具体体现，同时又是宋代“收族”观念的实践手段。这种看法固然不错，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。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：

吾吴中宗族甚众，于吾固有亲疏。然以吾祖宗视之，则均是子孙，固无亲疏也。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？且自祖宗来，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，得至大官，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，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，亦何以入家庙乎？[6]（P863）、[7]（P1174）

对于一个60余岁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，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。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，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。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，范仲淹以“积善不诬，厥后其昌”[5]（371） 作尾语，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。而其贤子贤孙们，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。范纯仁曾说：“先文正公置义田，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，盖有深意存焉。”[8]（1170）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，创置义庄是乃祖“欲为传远之计”[9]（P1164） 的结果。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，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，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：“夫乐富贵而羞贫贱，我与祖宗同是心也；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，我与祖宗同是心也。”[10]（P579） 可见，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，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，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。

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，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。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，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：

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，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。

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，即不支衣。

子弟出官人，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，留家乡里者，并依诸房例，给米绢并吉凶钱数。虽近官，实有故留家者，亦依此例支给。

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、奴婢的族人来说，显然原本就是没有“寒馁之忧”的。至于“出官人”，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，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。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，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。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，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。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，仅见一条：

乡里外姻亲戚，如贫窘中非次急难，或遇年饥不能度日，诸房同共相度诒实，即于义田米内，量行济助。

可以看出，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。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。这一点，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。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，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，以便“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，有以激劝”。[9]（P1168） 牟巘在《义学记》一文中说：“范文正公尝建义宅，置义田、义庄，以收其宗族，又设义学以教，教养咸备，意最近古。”[11](P1188) 为了长保富贵，收合族众，加强宗族势力，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，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。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，子弟曾劝他“治第洛阳，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”[12] ，被他断然拒绝。《宋史》说他“虽贵，非宾客不重肉；妻子衣食，仅能自充”[13]（10276） ，想必不误。

义庄创建之初，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。建义宅，设义学，续修家谱，制订义庄规矩，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，考虑可谓较为周全。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，便去世了。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，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。以下几个方面，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。

首先，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。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，初创规模为1000亩，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。纯仁“自为布衣至宰相，廉俭如一，所得奉赐，皆以广义庄”[14]（10293） 。其做法颇似乃父，但官位却过之，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，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。

其次，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，日趋严密。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，分别为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、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、绍圣二年（1095年）二月、绍圣二年四月、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、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、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、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、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、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，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。由于是“随事立规”，所以续订的内容，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，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。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“止具给予之目，仅设预先支请之禁”，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；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，则“关防益密”[15]（P1172） ，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。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，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。

再次，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，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。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范纯仁上书朝廷，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，“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，州县既无敕条，本家难为伸理，五七年间渐至废坏，遂使子孙饥寒无依”，并因此而要求“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，应系诸房子弟，有违犯规矩之人，许令官司受理”。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。从此，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，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。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，“子子孙孙遵承勿替”[16](P1160) 。

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，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。政局稳定以后，义庄已经是“虽田亩仅存，而庄宅焚毁，寄廪坟寺，迁寓民舍，蠹弊百出，尽失初意”[17](P1165) 。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，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，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。楼钥《范氏复义宅记》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：

中更兵毁，族党星散。故基榛芜，编民豪据为居宇，为场圃。僦直无几，甚失遗意。粟无所储，寓于天平山坟寺，倍有往来给散之劳。寻复圮废，改置城中，反寄他舍，病此久矣。[15](P1171)

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，而且为他人所占，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。尽管田亩尚存，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，力图加以重建。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，“念此有年，赍志而殁”。其子范良器、范之柔兄弟“慨然自任，思图其新”。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，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。他们所做的第一步，首先是“历告居民，尽除僦直，约期而遣之”。但这一步并不容易，因为有许多“不服者”不愿迁出，范氏兄弟不得不“诉于郡、于监司，以至上达台省”。由于提刑何异、太守郑若容“咸义此举，力为主张”，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。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，就是“首捐私帑，缭以垣墙；创建一堂，仍扁‘岁寒’，以祠文正；结屋十楹，以处贫族；就立新仓，寖复旧观”[15](P1171) 。这样一来，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。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，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，便是“参定约束，加备于前”[17](1165) ，范良器还“亲掌出纳一年，以为后式”[15](1171) 。他们还“经本州镂给板牍，揭示义宅”。尽管如此，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，又学范纯仁的做法，上奏朝廷，要求“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”，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。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。

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以来范良器、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，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。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（即文正位，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）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。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，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，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。其中最主要的表现，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
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。在嘉定三年（1210年）范之柔主持的《续定规矩》中，曾提到“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”问题。嘉熙四年（1240年），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“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”，理应“与免科籴”，因此免除吴县、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。[18](PP1086-1087) 可见，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，逐渐成为宋朝统治下的经济特区。

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。南宋时期，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，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。因此，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，多加优崇。咸淳十年（1274年），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，乃“事关风化”的要事，因此不顾财力“窘乏”，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。在建成了“为屋六十楹”的大祠堂之后，又“拨没官田土，拘收租米，充春秋二祀之费”。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，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，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。祠堂“春秋二祀，太守率其属亲莅”[19](pp1087-1088) ，可见，祠堂祭祀的仪式、规格，是很不一般的。

三是名人的宣传。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，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。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，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。如刘清之“尝序范仲淹《义庄规矩》，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”[20](p12957) 。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，北宋时仅有钱公辅《义田记》一文，南宋时则有楼钥《范氏复义宅记》、孙应时《范氏义庄题名》、刘榘《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》等文。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，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，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，创建义庄，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。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。

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。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，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。

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，尽管曲曲折折，并非一帆风顺，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，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已可说是社会奇观。要知道，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“田宅无定主”[21]（P162） ，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，时人甚至用“古田千年八百主，如今一年一换家”[ ]（P494）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。范氏义庄的发展，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、地位的提高、声望的扩大等方面，而且其田产的规模，也在不断增加。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，至嘉熙四年（1240年）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，其规模为吴县8亩、长洲县2271亩3角，合计3168亩3角。

二、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

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，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。具体而言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首先，义庄赡养、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。苏州的范氏族人，均为范隋后裔，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。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，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。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，但由于家世衰替，甚至“欲还范姓，而族人有难之者”，而不得不声称“止欲归本姓，他无所觊”[6]（863） 。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。当时的千亩义田“岁入粳稻八百斛。以其所入，给其所聚，霈然有余而无穷”[23]（P1169） 。此后，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，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，但规模也在扩大，且逐渐稳定下来。至南宋时期，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。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“岿然复兴”之时，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，与初创时相比，已是“五倍之矣”[24](P1173) 。

在义庄的庇护下，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、迁徙他乡的命运，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，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。同时，由于义田对“仕而家居”者同样予以支助，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，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。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。就范仲淹一系来说，出于仕宦的需要，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。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，不得不南迁。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，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。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：“（范仲淹）立义庄，聚族而居之，至今二百余年，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。”[25](P293) 可见，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。

其次，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，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，所至各地，兴学倡教，不遗余力。义庄创置的动机，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。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，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，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：

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，月给糙米五石（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），虽不曾得解预贡，而文行为众所知者，亦听选，仍诸位共议（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）。若生徒不及六人，止给三石，及八人给四石，及十人全给（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）。

牟巘在《义学记》一文中说：“范文正公尝建义宅，置义田、义庄，以收其宗族，又设义学以教，教养咸备，意最近古。”[11](P1188)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。在家族内部，有教师，又有学校，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。更重要的是，稳定的经济来源，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，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，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。

再次，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。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，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，鼓励子弟赴考。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：

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，每人支钱一十贯文（七十七陌下皆准此），再贡者减半，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。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。

嘉定三年（1210年）的续定规矩，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：

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，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。物价翔贵，难拘此数。如有子弟得解赴省，义庄支官会一百千，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。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，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。

更重要的是，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，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。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，即使有波折，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，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。在历史的短时段内，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，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。但在长时段内，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。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，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。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：“何近时名门,鲜克永世；而范公之后,独余二百年，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?”[10](P580)

不过，就两宋时期而言，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，毕竟是次要的，不能估计过高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，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。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。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，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，如荫补、婚姻关系、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。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，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，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。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，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。

应当加以注意的是，在宗族内部，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。元朝初年的范士贵，曾“充平江路学职，兼管本族义庄、义学勾当”，据云“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”[26](P1089) 。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[27](P994) ，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。这说明，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，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、之柔兄弟，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、范邦瑞，范氏家族的***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。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，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，而且重要处罚还要“诸房具申文正位”[17](P1167) 。因此，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。明人方苞曾说：“范氏之家法，宗子正位于庙，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。过愆辩讼，皆于家庙治之。故范氏之子孙，越数百年，无受罚于公庭者。盖以文正置义田，贫者皆赖以养，故教法可得而行也。”[28] 可见，义庄在教养、团聚族人的同时，也束缚、控制住了族人。

三、结语

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，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虽然依靠荫补、科举竞争、婚姻关系等手段，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，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，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。义庄的创置，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，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。

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，又靠荫补、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，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，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。

唐宋八大家·范文正公神道碑铭

范仲淹个人资料

中文名：范仲淹

别名：字希文、朱说、范履霜、范文正公

谥号：文正

性别：男

民族：汉族

国籍：北宋

所处时代：北宋时期

出生地：真定府（治今河北正定）

出生时间：公元989年8月29日 逝世时间：公元052年5月20日

职业：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

职位：参知政事、徐州知州、兵部尚书

爵位：楚国公

成就：庆历新政、戍边御敌、执教兴学

范仲淹简介

范仲淹（公元989年8月29日－052年5月20日），字希文，汉族，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

范仲淹幼年丧父，母亲改嫁长山朱氏，遂更名朱说。大中祥符八年（05年），范仲淹苦读及第，授广德军司理参军，迎母归养，改回本名，后历任兴化县令、秘阁校理、陈州通判、苏州知州等职，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。康定元年（040年），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，取“屯田久守”方针，巩固西北边防。庆历三年（043年），出任参知政事，上疏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提出十项改革措施。庆历五年（045年），新政受挫，范仲淹被贬出京，历任?州、邓州、杭州、青州知州。皇?四年（052年），改知颍州，范仲淹扶疾上任，行至徐州，与世长辞，享年六十四岁，谥号文正，世称范文正公。

范仲淹生平简介

范仲淹字希文，北宋政治家。苏州吴县(今属江苏)人。幼孤，因母改嫁至京东路淄州长山县朱氏，改姓朱，名说。大中祥符八年(05)进士及第，复本姓。监泰州西溪镇盐仓，请筑捍海堤,长数百里,后人称为“范公堤”。天圣六年(028)，上书言朝廷得失、民间利病，为宰相王曾所知，晏殊荐为秘阁校理。宋仁宗赵祯亲政，由陈州通判召为右司谏。值江淮、京东大旱,出使安抚东南,开仓赈灾，奏蠲折役茶和江东丁口盐钱。以谏仁宗废皇后，出知睦州（今浙江建德东）、苏州。景佑二年(035),权知开封府，舆论以为“朝廷无忧有范君，京师无事有希文”。在朝极言人主当注意用贤才，不可委臣下以用人的权力，为百官所图，以为用人应各当其才；又以为洛阳险固，应逐渐充实储备。因反对宰相吕夷简擅权，出知饶州（今江西波阳）、润州(今江苏镇江)、越州（今浙江绍兴）。宋西夏开战后，任陕西帅臣，曾分延州兵为六将,每将三千人,分部训练,量敌众寡出战,熙宁将兵法即以此为本。西夏人说他“腹中自有数万甲兵”。在陕西数年,筑青涧、大顺城,修复胡卢、细腰等砦；开营田,羌族归业者数万户,边防赖以巩固。庆历三年(043)召为枢密副使，旋改参知政事。上疏条陈十事，建议改革吏治，裁汰冗滥,选贤任能,并论减徭役、厚农桑、修武备等事。这些建议大都被宋仁宗纳，陆续施行。史称庆历新政。但因新政损害了官僚贵族的利益，遭到强烈反对，被诬为“朋党”。庆历五年， *** 知政事，出知?（今陕西彬县）、邓（今河南邓县）、杭等州。皇佑四年(052)卒，谥文正。

范仲淹生平评价

范仲淹“文武兼备”、“智谋过人”，无论在朝主政、出帅戍边，均系国之安危、时之重望于一身。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，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；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，虽只推行一年，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，成为王安石“熙宁变法”的前奏；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，他也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

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。作为宋学开山、士林领袖，他开风气之先，文章论议，必本儒宗仁义；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，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，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；乃至晚年“田园未立”，居无定所，临终《遗表》一言不及私事。

他倡导的“先忧后乐”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，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，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。千载迄今，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。

范仲淹墓

范仲淹墓范仲淹简介，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范仲淹简介，分前后两域。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、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，中央祭庙一所，内有殿房，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“以道自任”匾额；宋仁宗篆额的“褒贤之碑”，高4.08米，宽.4米，厚0.48米，碑文由欧阳修撰，王洙书，字迹大体清晰，另有翁仲、石羊、石狮等。后域为次子范纯仁、三子范纯礼、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。2006年,，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，被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本文来自：逍遥右脑记忆

一代名相之臣，范仲淹，给后代留下什么家训

范文正公神道碑铭

范文正公神道碑铭

原文

皇佑四年五月甲子，资政殿学士、尚书、户部侍郎、汝南文正公薨[2]于徐州，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，葬于河南尹樊里之万安山下。公讳仲淹，字希文。五代之际，世家苏州，事吴越。太宗皇帝时，吴越献其地，公之皇考从钱俶朝京师，后为武宁军掌书记以卒。公生二岁而孤，母夫人贫无依，再适[298]长山朱氏。既长，知其世家，感泣去之南都。入学舍，扫一室，昼夜讲诵，其起居饮食，人所不堪，而公自刻益苦。

居五年，大通六经之旨，为文章，论说必本[299]于仁义。祥符八年，举进士，礼部选第一，遂中乙科[300]，为广德军司理参军，始归迎其母以养。及公既贵，天子赠公曾祖苏州粮料判官讳梦龄为太保，祖秘书监讳赞时为太傅，考讳墉为太师，妣谢氏为吴国夫人。

公少有大节，于富贵、贫贱、毁誉、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慨[301]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其事上遇人，一以自信，不择[302]利害为趋舍。其所有为，必尽其力，曰：“为之自我者当如是，其成与否，有不在我者，虽圣贤不能必，吾岂苟[303]哉！”

天圣中，晏丞相荐[304]公文学，以大理寺丞为秘阁校理。以言事忤章献太后旨，通判河中府。久之，上记其忠，召拜右司谏。当太后临朝听政时，以至日[305]大会前殿，上将率百官为寿。有司已具，公上疏言天子无北面，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，其事遂已。又上书请还政，天子不报。及太后崩，言事者希[306]旨，多求太后时事，欲深治之。公独以谓太后受托先帝，保佑圣躬，始终十年，未见过失，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。初，太后有遗命，立杨太妃代为太后。公谏曰：“太后，母号也，自古无代立者。”由是罢其册命。

是岁，大旱蝗，奉使安抚东南。使还，会郭皇后废，率谏官、御史伏阁争，不能得，贬知睦州，又徙[307]苏州。岁余，即拜礼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，召还，益论时政阙失，而大臣权幸[308]多忌恶之。

居数月，以公知开封府。开封素[309]号难治，公治有声。事日益简，暇则益取古今治乱安危为上开说，又为《百官图》以献，曰：“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职修，尧、舜之治不过此也。”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：“如此而可以为公，可以为私，亦不可以不察。”由是[310]吕丞相怒，至交论上前，公求对[311]，辨语切，坐落职，知饶州。

明年，吕公亦罢。公徙润州，又徙越州。而赵元昊反河西，上复召相吕公。乃以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。是时，新[312]失大将，延州危。公请自守鄜延扞贼，乃知延州。元昊遣人遗书以求和，公以谓无事请和，难信，且书有僭号，不可以闻，乃自为书，告以逆顺成败之说，甚辩[313]。坐擅复书，夺一官，知耀州。未逾月，徙知庆州。既而四路置帅，以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、招讨使、兵马都部署，累迁谏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。

公为将，务持重，不急近功小利。于延州筑青涧城，垦营田，复承平、永平废寨，熟羌归业者数万户。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，夺贼地而耕之。又城细腰、胡芦，于是明珠、灭臧等大族，皆去贼为中国用。自边制久隳，至兵与将常不相识。公始分延州兵为六将，训练齐整，诸路皆用以为法。公之所在，贼不敢犯。

人或疑公见敌应变为如何？至其城大顺也，一旦[314]引兵出，诸将不知所向，军至柔远，始号令告其地处，使往筑城。至于版筑之用，大小毕具，而军中初不知。贼以骑三万来争，公戒诸将：战而贼走，追勿过河。已而贼果走，追者不渡，而河外果有伏。贼既失计，乃引去。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。公待将吏，必使畏法而爱己。所得赐赉，皆以上意分赐诸将，使自为谢。诸蕃质子，纵其出入，无一人逃者。蕃酋来见，召之卧内，屏人彻卫，与语不疑。公居三岁，士勇边实，恩信大洽[315]，乃决策谋取横山，复灵武，而元昊数遣使称臣请和，上亦召公归矣。

初，西人籍其乡兵者十数万，既而黥[316]以为军，惟公所部，但刺其手，公去兵罢，独得复为民。其于两路，既得熟羌为用，使以守边，因徙屯兵就食内地，而纾西人栗免之劳。其所设施，去而人德之，与守其法不敢变者，至今尤多。自公坐吕公贬，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，吕公患之，凡直公者，皆指为党，或坐窜逐。及吕公复相，公亦再起被用，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。天下之士皆以此多[317]二公，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。上既贤公可大用，故卒置群议而用之。

庆历三年春，召为枢密副使，五让不许，乃就道。既至数月，以为参知政事，每进见，必以太平责之。公叹曰：“上之用我者至矣，然事有先后，而革弊于久安，非朝夕可也。”既而上再赐手诏，趣使条天下事，又开天章阁，召见赐坐，授以纸笔，使疏[318]于前。公惶恐避席，始退而条列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上之。其诏天下兴学，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，革磨勘例迁以别能否，减任子[319]之数而除滥官，用农桑、考课、守宰等事，方施行，而磨勘、任子之法，侥幸之人皆不便，因相与腾口，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，喜为之佐佑[320]。

会边奏有警，公即请行，乃以公为河东、陕西宣抚使。至则上书愿复守边，即拜资政殿学士、知邠州，兼陕西四路安抚使。其知政事，才一岁而罢，有司悉奏罢公前所施行而复其故。言者遂以危事中之，赖上察其忠，不听。

是时，夏人已称臣，公因以疾请邓州。守邓三岁，求知杭州，又徙青州。公益病，又求知颍州，肩舁至徐，遂不起，享年六十有四。方公之病，上赐药存问。既薨，辍朝一日，以其遗表无所请，使就问其家所欲，赠以兵部尚书，所以哀恤之甚厚。

公为人外和内刚，乐善泛爱。丧其母时尚贫，终身非[321]宾客，食不重肉，临财好施，意豁如也。及退而视其私，妻子仅给衣食。其为政，所至民多立祠画像。其行己临事，自山林处士、里闾田野之人，外至夷狄，莫不知其名字，而乐道其事者甚众。及其世次、官爵，志于墓、谱于家、藏于有司者，皆不论着，着其系天下国家之大者，亦公之志也欤！

铭曰：“范于吴越，世实陪臣。俶纳山川，及其士民。范始来北，中间几息？公奋自躬，与时偕逢。事有罪功，言有违从。岂公必能，天子用公。其艰其劳，一其初终。夏童跳边，乘吏怠安。帝命公往，问彼骄顽。有不听顺，锄其穴根。公居三年，怯勇隳完。儿怜兽扰，卒俾来臣。夏人在廷，其事方议。帝趣公来，以就予治。公拜稽首，兹惟难哉！初匪其难，在其终之。群言营营，卒坏于成。匪恶其成，惟公是倾。不倾不危，天子之明。存有显荣，没有赠谥。藏其子孙，宠及后世。惟百有位，可劝无怠。”

注释

[2]薨（hōng）：周代天子死叫崩，诸侯死叫薨。后泛用于称有封爵的高官去世。

[298]适：改嫁，再嫁。

[299]本：依照；依据。

[300]乙科：古试科目的名称。汉时博士弟子射策甲科，补郎中，乙科补太子舍人。

[301]慨：慷慨。

[302]择：选择。

[303]苟：随便；马虎。

[304]荐：推荐；举荐。

[305]以至日：有一天，某天。

[306]希：迎合。

[307]徙：变化；改变。表示一般的调职。

[308]权幸：指有权势而得到帝王宠爱的奸佞之人。

[309]素：平素；一向。

[310]由是：因此。

[311]对：回答。多用于下对上的回答或对话。

[312]新：刚；才。

[313]辩：动听；精辟。

[314]一旦：有一天。

[315]恩信大洽：与外国的关系非常融洽。

[316]黥（qíng）：古代一种刑法，用刀刺刻的面额，再涂上墨，也叫“墨刑”。

[317]多：陈赞；赞美。

[318]疏：给皇帝的奏议。

[319]任子：有权力继承父亲爵位的人。

[320]佐佑：；支持。

[321]非：无；没有。

译文

宋仁宗皇佑四年（1052）五月甲子日，资政殿学士、尚书、户部侍郎、汝南人文正公在徐州逝世，同年十二月壬申日，安葬在河南尹樊里的万安山下。文正公名讳叫做范仲淹，字希文。五代的时候，祖上居住在苏州，在吴越地区做官。宋太宗时，吴越献地归服，范仲淹的父亲跟随吴越王钱俶到京城朝拜皇帝，后来担任武宁军掌书记，死在任上。先生2岁时就成了孤儿，他的母亲贫困没有依靠，就又改嫁到长山（约为今山东淄博长山）的朱家。先生长大后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哭着离开长山到了南都（在今河南商丘，即当时的南都学舍，后来称应天书院）。来到学堂，打扫了一间房子，日夜读书，他的起居饮食，别人都受不了，但是他自己更加刻苦。

过了5年，他精通了六经的主旨，写文章、谈问题一定遵循仁义根本。真宗祥符八年（1015），考中进士，被礼部选拔为第一，于是考中了乙科，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，才回到长山接来并奉养老母亲。先生富贵以后，皇上追赠他的曾祖父苏州粮料判官范梦龄为太保，祖父秘书监范赞时为太傅，父亲范墉为太师，母亲谢氏为吴国夫人。

先生年轻的时候具有高尚的节操，在富贵、贫贱、毁誉、欢戚方面，没有哪一项会让他动心的，却有慷慨激昂为天下百姓谋的志向，经常诵着这样的警句来勉励自己：“读书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他待人接物，都是根据原则，不因为选择有利害关系而有所不同。他的所作所为，必定是竭尽其力。他说：“自我努力就应该要这样。事情成功与否，有的决定权并不在我这。即使是古代圣贤，也不能说必定成功，我哪里敢马虎啊？”

仁宗天圣年间，丞相晏殊向皇帝推荐范仲淹的文学才华，皇上就让他以大理寺丞的身份担任秘阁校理的职务。因为说某事触怒了章献太后，被贬为通判河中府。过了很长时间，皇上念起他的忠诚，就征召授予他右司谏的官职。当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，某天在前殿大会众臣，皇上将要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祝寿，有关官员已经作好了准备，先生呈上奏章，称天子没有面向北方的道理，何况还要形成后代看轻皇上仰重皇后的风气，那事情就停止了。又上奏章请求太后把还给天子，没有答复，等到太后去世时，奏事的人迎合皇上的心意，把太后当朝时的很多事情都拿出来追究，想要地惩罚她。先生却认为太后受先皇的委托，保佑天子，十多年来，自始至终，没有什么大的过失，应该忽视小的失误，来保全她的高尚品德。起初，太后有遗命，要册立杨太妃代替自己为太后。先生劝谏说：“太后，这是皇帝母亲的名号，自古都没有人能代替太后的。”于是就取消了对杨太妃的册命。

这一年，发生来了大的旱灾和蝗灾，先生接受朝廷命令去安抚东南灾民。回来时，正赶上郭皇后被废，他率领谏官、御史跪在殿里谏诤反对，没有取得成功，被贬到睦州担任知州，又改任到苏州。一年多后，朝廷又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，把他召回京城，先生更加积极议论时政的得失，大臣权贵大多都忌恨讨厌他。

过了几个月，任命先生为开封府尹。开封一向号称难治，先生治理的非常有声望。每天的政事越来越简单，有空的时候就取来古今的治乱安危的情况向皇上讲解，又作了《百官图》献给皇上，说：“任命人员要各尽其材，那么百官都能称职，尧、舜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。”并针对官员的升迁快慢和顺序说：“这样可以为公，也可以谋私，也不能不详察。”因此惹怒了丞相吕夷简，以至于在皇上面前争论，先生请求辩解，话语非常恳切，因此被贬职，到饶州作知州。

第二年，吕夷简也被罢免了。先生被调任润州，又调到越州。赵元昊在河西反叛，皇上又重新任命吕夷简担任宰相。任命先生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授予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职。这时候，刚损失了大将，延州危急。先生请求亲自镇守鄜州、延州防御敌人，于是改任为延州刺史。赵元昊派人送信求和，先生认为无事请和，难以相信，而且信中有不被朝廷承认的伪号，不能给皇上看，于是自己写信，告诉赵元昊逆顺成败的道理，非常精辟。因为擅自回信，被降一级，贬为耀州刺史。不到一个月，又调为庆州刺史。不久四路兵马都设置将帅，任命先生为环庆路经略安抚、招讨使、兵马都部署，多次升任为谏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。

先生作为将帅，主要讲究持重，不追求小的功利。在延州筑起了青涧城，开垦营田，修复了承平、永平的废弃营寨，熟羌回到家乡操持旧业的好几万户。在庆州大顺城把持要害地区，抢夺敌人的土地来耕种。又建成了细腰城、胡芦城，于是明珠、灭臧等大的少数民族，都离开敌人来为大宋效力。因为边境的制度废弃了很久，以至于士兵和将领经常互不相识。先生于是把延州的士卒分给六个将领，训练齐整，各路兵马都用了先生的方法。先生所在的地方，敌人不敢侵犯。

有人疑惑先生碰到敌人如何应变？比如在大顺城驻扎，一天早晨带兵出城，各将领都不知道要去哪里，到了柔远，才发号令告诉他们目的地，是去筑城。至于筑城的工具，大小都具备，而军中起初都不知道。敌人以三万骑兵来争战，先生告诫诸将：作战后敌人撤走，不要过河追击。不久敌人果然退走，追击敌人的部队没有过河，而河那边果然有埋伏。敌人失算，于是撤走了。于是各将领都佩服先生，认为比不上他。先生对待将吏，一定要让他们畏惧法律，爱戴自己。他所得的赏赐，都根据皇上的意思分发给各将领，让他们自己去感谢皇上。各国作为人质的世子，任由他们出入，没有一个逃跑的。外国的头领来拜见，就把他们召到卧室内，隔开别人，撤掉卫士，和他们交谈，从不怀疑他们会对自己不利。先生在这里过了三年，战士勇敢，边境实力强大，和外国的关系非常融洽，于是决定谋取横山，收复灵武，而赵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请和，皇上也把先生召了回去。

起初，西部人被征为士兵的有十多万，后来都在脸上刻墨作为标记，只有先生的部队，只在手上作了记号，先生离去后，部队遣散，只有这一部人得以重新为民。先生在这两路，既取得了熟羌的效力，使他们来守卫边境，又把军队迁到内地，减轻了西夏人运输粮食的劳苦。他所实行的办法，离开后人们依然感激，坚持先生的办法而不敢更改的，到现在还很多。后来因吕夷简的事情牵连而被贬，那些士大夫们就为范、吕两先生的谁是谁非而争个不停，吕先生担心这事，凡是说范先生是正确的人都被指责为结党营私，有的官员因为这被贬黜放逐。一直到吕先生恢复宰相的职务，而范先生也幸亏被再次起用，于是两位先生欣然来往，齐心协力讨平叛贼。全国的读书人都因为这事很是佩服两位先生。但关于结党营私的话题，从此以后就不断提起再也不能制止。皇上已经认为范先生有贤才可以重用，所以最终力排众议而任用他。

仁宗庆历三年（1043）春天，朝廷召先生担任枢密副使，他五次推辞都被朝廷拒绝，于是才上任。到任几个月，又任命他为为参知政事，每次进宫拜见皇上，皇上都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天下太平。先生叹息说：“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致了，但是做事要有先后，况且在长治久安的情况下改革弊端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行的。”后来皇上又赐给他手诏，让他赶快列举要办的国家大事，又建起天章阁，召见他并赐给他座位，给他纸笔，让他在自己面前写奏章。先生惶恐不安的退出坐席，回去后条列了当时应该先办理的十多件事献给皇上。他主张在天下兴办学校，选拔士人首先根据德行而不单纯根据文辞，磨练考核来区分他们的能力，减少有权力继承父亲爵位的人的数量来减少过量的官职。用农桑、考课、守宰等事情，正要施行，但是有关磨练、任子的制度，心存侥幸的人都很忌恨，因此争相诽谤，而妒嫉先生的也因为这些诽谤感到高兴，喜欢让这些人担任助手。

恰逢边境报告有警情，先生于是请求前去，于是任命先生为河东、陕西宣抚使。先生到任后就上书说自己愿意镇守边境，于是就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、邠州刺史，兼任陕西四路安抚使。他担任参知政事的官职，才一年就结束了，有关部门都上奏请求停止先生先前实行的新法，恢复原来的旧法。怂恿此事的人危言耸听的向皇上进言，幸亏皇上了解先生的忠心，没有听从别人的话语。

这时候，西夏已经称臣，先生因为有病请求担任邓州刺史。在邓州任职三年，又请求担任杭州刺史，又调到青州。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，又请求担任颍州刺史，用小轿把他抬到徐州，于是一病不起，享年64岁。先生得病的时候，皇上赏赐药物并慰问病情。先生死后，皇上停止上朝一天，因为先生的遗书没有任何请求，于是皇上派人到先生家问他的家人有什么要求，追赠先生为兵部尚书，用来哀恤先生的物品非常丰厚。

先生为人，外表和气，实质很讲原则，喜爱善良的人，关心爱护百姓。他母亲去世的时候，他家里还很穷，所以他终生没有结交多少朋友，吃饭也不用多少荤腥，但他对财产却还很乐意施舍，一点也不吝啬。等到他离职回家，大家看他的家财，妻子儿女仅仅温饱而已。他处理政事，所到过的地方百姓大多都给他立祠并画像。他的行事，从山林处士、街巷田野之人，到外族夷狄，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，而且乐于谈论他的人非常多。至于他的世代家谱、官爵，在墓碑上的志、在家里的族谱、在有关部门收藏的文章，这里都不论述了，只歌颂他心系天下国家，也是先生的志向！碑铭的内容是：

“范氏在吴越地区，世代担任陪臣。钱俶献给朝廷吴越的土地，以及当地的百姓。范氏才来到北方，这中间有几代人？先生自己勤奋努力，和机运相逢。事情有罪有功，言论有逆有顺。难道是先生全都行吗？皇上任命了他。其中的艰苦辛劳，先生自始至终都坚持着。西夏的小儿在边境闹事，趁着国家平安管理松懈。皇上命先生前往，讨伐他的骄横。有不服从的，就铲除他们的根本。先生在这里三年，懦夫都成了勇士，毁弃的制度也完善了。怜悯孤儿，抚养幼兽，最终使西夏人来称臣。西夏人来到朝廷，商议称臣的事情。皇上命令先生快回来，来协助治理天下。先生叩头推辞，这实在是很难啊！起初并不难，难在是否能坚持到底。小人们诽谤的声音源源不断，最终要破坏了已经施行的大事。皇上没有听信小人的话，只相信先生。不偏信，不听信危言，这是皇上圣明。先生活着时享受显贵尊荣，死后又追赠谥号。荫护了自己的子孙，使后世都得到好处。百年才有这样像先生一样的人，他的事迹可以激励人们不要懒惰，努力进取。”

解析

皇佑四年（1052）五月，资政殿学士、尚书、户部侍郎、赠兵部尚书范文正公薨于徐州。同年十二月，葬于河南洛阳伊川万安山下。其墓庄严肃穆，但不显崇伟；墓周苍松翠柏环植，享堂却不很恢宏。但其神道碑铭，却是欧阳修守丧期间含泪书就的。

全文二千四百余字，详细描述了范公的生平业绩，特别对范仲淹“诏天下兴学取士，先德行，不专文辞；革磨勘例迁，以别能否；减任子之数，而除滥官；用农桑考课守宰等事”评价尤高，称他为“系天下国家之大者”。通篇人情练达，文字简美，体现了欧阳修“明道致用”的文风和他对范公深切的怀念之情。

此碑原由翰林学士、吏部郎中王洙书，立于洛阳伊川万安范仲淹墓享堂。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冬十月，苏州知府刘禹重立于天平山。此碑由邑人吴概重书，陈俊镌刻，是天平山的重要史料碑刻。

五子登科

说到范仲淹，大家并不陌生。他的著名诗篇《岳阳楼记》中那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范仲淹为后代留下的家训共八个字：“自立、读书、清俭、行善。”这八个字他自己做到了，也要求子孙按照这个来做。

1、 自立

范仲淹由于家庭的变故，从小养成吃苦耐劳、勤俭善良的品格。母亲改嫁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使他知道要出人头地，就要自立自强。

2、 读书

他两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。他的母亲不得不把范仲淹带回家乡。由于生活困难，母亲改嫁常山县地方官员朱文翰为妻。因此，范仲淹改继父姓，取名朱说。

两年后，他的继父任期届满后回到了家乡。朱说随母亲回到家乡长山县，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邹平县长山镇河南村。从那时起，范仲淹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童年生活。

四岁励志苦读于醴泉寺。因家境贫寒，就吃小米粥和腌菜。

他20多岁的时候，碰巧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。深受刺激，与母亲道别，离开朱家。大中祥符四年(1011年)，范仲淹到应天府书院学习。

在这里，范仲淹以勤奋著称，成绩优异。

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，范仲淹进士及第。金榜题名后，任广德军司理参军。工作稳定后将母亲接来孝敬。

他给皇帝写了一封信，正式认祖归宗，恢复姓范，名仲淹，字希文。

3、清俭

范仲淹是一个饱受磨难的孩子。他幼年丧父，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，这种好品德一直伴随着他一生。

晚年，范仲淹回忆起自己辉煌的一生，他说：“老夫平生屡经风波，惟能忍穷，故得免祸”。

4、行善

行善就是做好事，范仲淹做的好事很多。范仲淹做官几十年，他大部分薪水都用来给别人施舍，所以他去世时甚至没有足够的丧葬费。

在中国 历史 的长河中，范仲淹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形象，几乎没有负面评论。同是宋朝人的王安石称赞范仲淹是“一世之师”，而《宋史》评价范仲淹是“一代名世之臣”。

由于他长期担任官员，工作忙，与孩子分居两地，就用书信教育他的孩子。这些信件是范仲淹对治国、治家、做人的归纳和总结。

范仲淹对他的四个儿子寄予厚望，而不是像古代的一些父亲那样随意决定孩子的生活方向，他结合他们的特点和个性，让他们做适合的事

范氏子孙延续至今已有900多年，后人至今仍然兴旺。

古上进士叫登科，一家五个儿子都功成名就叫“五子登科”。五子登科, 是非常好的寓意，表示品学兼优，科考成功。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听到人说到五子登科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开心的。

说起这五子登科，它来源于民间故事。话说古代有个叫窦禹钧的人，又名窦燕山，出身于富商家庭，但他最初为人心术不正，费尽心机坑蒙拐骗，以势压人。贫民百姓都痛恨他的为富不仁。窦禹钧三十岁了依旧膝下无子。

一个夜晚，窦禹钧做梦时梦到他去世的父亲对他说:"你心术不好，品行不端，恶名已经被天帝知道。以后你命中无子，并且短寿。你要赶快悔过从善，大积阴德，广行方便于劳苦大众，才能挽回天意、改过呈祥。"窦禹钧被当头棒喝，他在梦中惊醒过来，决定重新做人。

从那以后，窦禹钧除了日常开支，自己则勤俭节约，每年的收入他都用来救济别人。他还在家乡设立学堂，把附近因贫穷而不能上学的孩子招来免费上学。

有一年，窦禹钧到寺庙去拜佛，拾到了白银二百两，黄金三十两，他就在寺中守候失主。等候了半天，果然看到一个哭哭啼啼的人，窦禹钧上前询问，那人说:"我父亲给绑匪掳去，将被处死，我好不容易向亲友们东借西凑，得到白银二百两，黄金三十两，预备把这笔金银赎回我父亲的死。哪知银子被我弄丢了，这样我的父亲就难逃一死。想起刚才我到这里来进香拜佛，不知是否遗失在寺中。"窦禹钧便知道那人是失主不误，就将黄金白银如数归还，并且还赠给他一笔路费，失主感激涕零。

有个仆人偷了窦禹钧很多钱，就自己写了卖女契约，系在幼女背上，说:"永卖此女，以偿还所偷的钱。"然后就逃跑了。窦公心怀怜悯，烧了契约，养育这个女孩，养大后还为她择婿出嫁。

此后一个晚上，窦燕山又梦见自己的父亲。老人告诉他:" 你如此周济贫寒，克己礼人，现在阴功浩大，美名远扬，天帝已经知道了。以后你会有五个儿子，个个能金榜题名，你自己也能活到八、九十岁。窦禹钧醒来后，从此更加修身养性，广做善事，毫不怠慢。

果然，后来窦禹钧有了五个儿子。他重礼仪、德行好，且教子有方、家庭和睦，窦家终于发达了。五个儿子个个品学兼优，先后登科及第。当时人们美称他们为"窦氏五龙"。他的长子名仪，在后晋时中进士，入宋官至礼部尚书、翰林学士，是宋初一代名臣。次子名俨，也是后晋进士，历仕汉、周，宋初任礼部侍郎。三子名侃，为后汉进士，曾任宋起居郎。四子名，窦偁为后汉进士，入宋任左谏议大夫。窦僖是后周进士，曾任宋左补阙。窦禹钧还有八个孙子，也都很贵显。窦禹钧自己做到谏议大夫的官职，享受八十二岁高寿，无疾而终。

当时，当朝太师冯道为他赋诗云:"燕山窦十郎，教子有义方。灵椿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。"

?宋朝范文正公仲淹，也曾将窦禹钧的事迹，训示其子孙，广修善事，因而范公的后代，亦很昌盛发达。

五子登科 寄托了一般人家期望子弟都能像窦家五子那样，联袂获取功名、拥有大富大贵锦绣前程的理想。但俗话说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五子登科的美好寓意的背后，告诉人做人需 向善立身，慎独立品，自求多福，远避祸殃 。

?命自我立，福自己求。 一切祸福休咎皆当自己掌握，行善则积福，一切善恶终有定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