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_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阅读题

1.请问“不为良相便为良医”是谁最先说出来的？有什么寓意？

2.断齑划粥是在哪里发生的?

3.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翻译原文

4.划粥断齑怎么读音

5.关于范仲淹的问题

划粥断齑 (窖金苦读 窖金捐僧)　范仲淹随母改嫁到长山朱家，更名换姓，生活条件十分清贫。7岁时，生母谢氏教他识字，买不起笔墨纸张，只得在地上用树枝练习写字，10岁时才入私塾读书。但艰难的生活抵挡不住范仲淹对知识的渴望，他读书非常刻苦，15岁即被举为学究，并受到本县告老还乡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青睐，称其“他日中不惟显官，当立盛名于世”。　范仲淹曾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在邹平醴泉寺读书。醴泉寺地处群山环抱之中，环境幽雅，是一处安心读书的理想之地。寺内住持慧通大师学问精深，对范仲淹疼爱有加，向他传授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及诗词歌赋，生活上也处处周济他。这引起一些小和尚的嫉妒，常常吵吵嚷嚷扰乱安静，又以“饭后钟”相戏弄。为逃避寺内喧嚣，范仲淹找到寺南一僻静山洞读书，用家中送来的小米一次煮一锅，待凉后划上一个十字，每顿吃一块，再切上一点野菜，撒上盐末下饭，这就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读书洞”、“划粥断齑”的故事。据江少虞的《宋朝事实类苑》记载，范仲淹“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薤十数茎，酢汁半盅，入少盐，煖而啖之，如此者三年”。　有一次，范仲淹在洞中读书时，两只老鼠跳进粥锅吱吱乱叫，他抬头一看，是一白一黄两只小老鼠。范仲淹忙将老鼠驱赶出去。两鼠慌忙逃出洞外，钻到荆树两侧。范仲淹追到树下，见一侧鼠洞闪着黄光，一侧鼠洞闪着白光，他很惊奇，取来铁锹挖开一侧鼠洞，下面竟然是一个大地窖，扒开土石，却是满满一窖黄金，他随手埋好。又挖开另一侧鼠洞，见是一窖白银，仍不动分文，埋好如初，复回洞中挑灯夜读。　离开寺中三十年后，醴泉寺遭受火灾，慧通大师不忍寺庙毁在自己手中，便派人找到已延州戍边的范仲淹求援。范仲淹询问了寺庙的情况，热情款待来人，但只字不提援修寺庙的事情，临走时修书一封并赠送了两包上好的茶叶，让来人回复慧通大师。庙中和尚听说范仲淹闭口不提修庙一事，心中愤然。一天，慧通大师展信见是一首五言诗：“荆东一池金，荆西一池银，一半修寺院，一半济僧人。”慧通等人对范仲淹不贪财货、密覆不取的高尚品格更添无限敬意，用所掘金银修缮寺庙，醴泉寺得以复兴。这便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窖金苦读”、“窖金捐僧”的故事。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，这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他刻苦攻读，博览群书，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；另一方面，培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。　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之际，感到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，于是两次外出游学。《范文正公文集》有一首诗《赠广宣大师》云：“忆昔同游紫云阁，别来三十二回春。白头相见双林下，犹是清朝未退人。”写的是范仲淹18岁时与广宣大师交游的经历。二年后的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他又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（今西安）游学半年，寻师访友，增长见识。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《鄠郊友人王君墓表》云：“时祥符记号之初载，某薄游至止，及公之门，因与君交执，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、临海屈元应者，蚤暮过从。”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，在其别墅“倚高松，听长笛”，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，周精于篆刻，屈对《易》有研究，且都琴艺高超。范仲淹与他们一起读《易》抚琴，“相与啸傲于鄠、杜之间。”另据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（大中祥符二年）二月，（真宗）令陕西发廪振（赈）粜，旱故也。”范仲淹两次游学的经历，不仅使他结识众多良师益友，汲取儒学与佛道教义，拓宽了视野，而且关中游学期间，正值陕西大旱，一路上亲眼目睹老百姓因灾情严重而饿病的惨状，使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腐败，民间的苦难与不平，增强了他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　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壮志。据宋赵善臻《自警篇》描述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既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欧阳修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（并序）》记载：“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慷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

请问“不为良相便为良医”是谁最先说出来的？有什么寓意？

范仲淹的母亲谢氏，身世坎坷，吃尽许多苦头，饱尝过多酸辛，因此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谢氏以孟母自励，悉心教子；范仲淹以颜回自律，发愤成才。举凡古代刻苦攻读学有所成的故事，母亲和继父都对范仲淹一一讲过。

汉代朱买臣家贫，一边砍柴，一边读书；隋代李密，为人放牛，骑在牛背上读《汉书》，其他书挂在牛角上。汉朝路温舒无书，把借来的《尚书》抄在自己用蒲草编的席子上；公孙弘家贫无书，削竹片抄录《春秋》诵读。晋朝车胤，夜读无油灯，捉来许多萤火虫装在纱袋里，靠萤火虫发出的光亮读书；孙康则在冬夜借大雪的反光读书。晋朝孙敬，读书至夜深，不让自己打瞌睡，以绳系发，悬于屋梁，如打盹低头，绳索便会将他拉醒（头悬梁）；战国时苏秦游说秦国而不被重用，回家来遭到妻不下机、嫂不为炊的冷落，发誓钻研兵法之书，每当夜深昏昏欲睡之时，就用锥子自刺大腿，使自己清醒之后再读（锥刺股）。潜移默化，读书成癖，自觉吃苦，乐在其中。在县学读到孟子：“舜发于畎（qu?n）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（筑墙）之间……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……然后知生于忧患，而于安乐也。”范仲淹心里豁然明白：要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就得自律严刻，自觉吃苦，自强不息。

在醴泉寺读书期间，继父的家境已经比较窘迫，仲淹心知肚明。每次离家去寺院，母亲总劝他多带些粮米，一来担心儿子吃不饱累坏身体，二来怕给寺院的师父增加负担。可每次范仲淹都不多带，而且带的数量，出人意料的少。母亲絮叨规劝，仲淹总是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有数，不少。”初到寺院时，粮米交给厨房，代为制作，随寺院的钟声与和尚们一道用饭。可范仲淹，从早到晚一个心思地读书思考，经常充耳不闻钟声，忘记了吃饭，再去打饭时，又过了时辰。好心的厨僧或小和尚眼看着范仲淹如此废寝忘食地读书，便主动给他送饭来，仲淹很过意不去，给别人添了麻烦。为了读书方便，他自己备了小锅小灶，自炊起来。范仲淹按自己既定的主意，每天夜晚，量好米，添好水，在小灶里点燃自己拾的木柴，煮米粥。一边读书，一边续柴煮粥。一锅米粥煮好了，时间也已过了子夜，他便和衣睡去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锅里的米粥凉透了，已经凝固成圆圆的一整个。他拿出小刀，在凝固的粥块上面，划上一个十字，完整的一锅粥分成了四块。早晨吃两块，傍晚吃两块，一日两餐，这便是“划粥”。用什么菜蔬佐餐呢？菜蔬就在寺院周围的大山之中。坡坡岭岭，沟沟坎坎，自然生长着野韭菜、野葱、野蒜、野山芹，还有苋菜、苦菜、荠荠菜、蒲公英、王不留、茵陈等十几种可食的野菜。白天去山洞读书时，顺便拔几种野菜回来。吃饭时，把十几根野韭菜，或野葱、或野蒜，切成细碎末，加入一点盐拌和拌和，一顿佐餐的菜便成了。这就是“断齑”，齑ji，切成碎末的韭菜、葱蒜等。划粥断齑，既简约又清淡，省时、省力、省钱，可谓范仲淹的创造！醴泉寺读书三年，范仲淹基本过着“划粥断齑”这种清苦自律的生活。随着范仲淹在北宋历史舞台上光辉业绩的展现，“划粥断齑”也就成了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的专用成语。

范仲淹曾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在邹平醴泉寺读书。醴泉寺地处群山环抱之中，环境幽雅，是一处安心读书的理想之地。寺内住持慧通大师学问精深，对范仲淹疼爱有加，向他传授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及诗词歌赋，生活上也处处周济他。这引起一些小和尚的嫉妒，常常吵吵嚷嚷扰乱安静，又以“饭后钟”相戏弄。为逃避寺内喧嚣，范仲淹找到寺南一僻静山洞读书，用家中送来的小米一次煮一锅，待凉后划上一个十字，每顿吃一块，再切上一点野菜，撒上盐末下饭，这就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读书洞”、“划粥断齑”的故事。据江少虞的《宋朝事实类苑》记载，范 仲淹“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薤十数茎，酢汁半盅，入少盐，煖而啖之，如此者三年”。

有一次，范仲淹在洞中读书时，两只老鼠跳进粥锅吱吱乱叫，他抬头一看，是一白一黄两只小老鼠。范仲淹忙将老鼠驱赶出去。两鼠慌忙逃出洞外，钻到荆树两侧。范仲淹追到树下，见一侧鼠洞闪着黄光，一侧鼠洞闪着白光，他很惊奇，取来铁锹挖开一侧鼠洞，下面竟然是一个大地窖，扒开土石，却是满满一窖黄金，他随手埋好。又挖开另一侧鼠洞，见是一窖白银，仍不动分文，埋好如初，复回洞中挑灯夜读。

离开寺中三十年后，醴泉寺遭受火灾，慧通大师不忍寺庙毁在自己手中，便派人找到已延州戍边的范仲淹求援。范仲淹询问了寺庙的情况，热情款待来人，但只字不提援修寺庙的事情，临走时修书一封并赠送了两包上好的茶叶，让来人回复慧通大师。庙中和尚听说范仲淹闭口不提修庙一事，心中愤然。一天，慧通大师展信见是一首五言诗：“荆东一池金，荆西一池银，一半修寺院，一半济僧人。”慧通等人对范仲淹不贪财货、密覆不取的高尚品格更添无限敬意，用所掘金银修缮寺庙，醴泉寺得以复兴。这便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窖金苦读”、“窖金捐僧”的故事。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，这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他刻苦攻读，博览群书，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；另一方面，培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。

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之际，感到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，于是两次外出游学。《范文正公文集》有一首诗《赠广宣大师》云：“忆昔同游紫云阁，别来三十二回春。白头相见双林下，犹是清朝未退人。”写的是范仲淹18岁时与广宣大师交游的经历。二年后的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他又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（今西安）游学半年，寻师访友，增长见识。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《鄠郊友人王君墓表》云：“时祥符记号之初载，某薄游至止，及公之门，因与君交执，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、临海屈元应者，蚤暮过从。”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，在其别墅“倚高松，听长笛”，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，周精于篆刻，屈对《易》有研究，且都琴艺高超。范仲淹与他们一起读《易》抚琴，“相与啸傲于鄠、杜之间。”另据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（大中祥符二年）二月，（真宗）令陕西发廪振（赈）粜，旱故也。”范仲淹两次游学的经历，不仅使他结识众多良师益友，汲取儒学与佛道教义，拓宽视野，而且关中游学期间，正值陕西大旱，一路上亲眼目睹老百姓因灾情严重而饿病的惨状，使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腐败，民间的苦难与不平，增强了他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

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壮志。据宋赵善臻《自警篇》描述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既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欧阳修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（并序）》记载：“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慷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

断齑划粥是在哪里发生的?

进则救世退则救民，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。——东汉 张仲景

范仲淹在浙江宁波任刺史时曾说：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。据宋人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三《文正公愿为良医》记载：宋代名儒范仲淹，有一次到祠堂求签，问以后能否当宰相，签词表明不可以。他又求了一签，祈祷说：“如果不能当宰相，愿意当良医”，结果还是不行。于是他长叹说：“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，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。”

有才学的大丈夫，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，造福天下，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，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。要普济万民，只有宰相能做到。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，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，莫过于当良医。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，上可以疗君亲之疾，下可以救贫贱之厄，中能保身长全。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，除了良医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”

儒家是以济世利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理想，医学作为一种一种除疾患、利世人的手段，与儒家的仁义观是完全一致的，古时往往称医术为“仁术”就是这个道理。儒士们所追求的是居高官，佐君王，以实现其济世利天下之志。但毕竟是业儒之人多而为官之人少，大部分儒生并不能做官，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仕途不通或官场失意的儒士转而学医，以完成其济世之志。

这就是后世相传“不为良相，愿为良医”的由来。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，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，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比较接近。元代戴良说的好：“医以活人为务，与吾儒道最切近”。

印光大师：古德云，不为良相，必为良医，以其能济世救人也。无知之人，专志求利，于贫者则不介意，于富贵者则不令即愈，以期多得谢金。然以此存心，上天必减其福寿。其子孙必难发达。来生即不堕恶道，亦属大幸。决定贫病交膺，无可救药。倘能以人之病为己之病。兼劝病者吃素念佛，以消业障。则人感其诚，必能信受。是由医身病而并医心病，以及生大病也。以此功德，回向往生，便可永离五浊，高登九品矣。相片不可挂于佛旁，当挂于去佛远处，以免获罪而折福。

吴曾《能改斋漫录·卷十三·文正公愿为良医》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旣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

为相，拯民於水火也。行医，救人於疾病也。君子有吊民之心，不能兼济天下，亦须惠泽百姓也。故云。

张仲景当时官至长沙太守，在任期间，一面广施良政，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；一面潜心钻研医学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张仲景的一生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抱负，他永远受到后人景仰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两千年来，恪守儒家道德标准的知识分子，在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奋斗道路上，无不体现出与张仲景同样的情怀。北宋名相范仲淹概括得更加精辟一点，那就是：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。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。

良相治国平天下，救民于水火；良医悬壶济世，救扶伤。不同的方式，同样的目标，同样的伟大。所以古人总是将相与医相提并论，“医良则相，庸则匠”。尤其对于知识分子，仕途坎坷，成功者寥寥，于是为医就成为儒士们实现理想的另一个选择，“夫舍良医则未之有也”。儒家学者的从医，就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——儒医。他们通晓百家，道德高尚，心怀天下，同时又悬壶问世，钻研医理，著书立说，集良医与良相于一身。

《国语.晋语》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：春秋时秦国医生医和受邀请去为晋平公诊病，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：“平公的病，是惑于女色所致，如此下去，晋国必亡。”赵文子问：“医生也管国家的事情吗？”医和答道：“上医医国，其次医人。固医官也。”上医就是高明的医生，高明的医生首先能治理国家，然后才是诊疗人的疾病，这才是医生的本色呀。简单的一句话，说明了医国与医人从根本上是同理同宗的。

医生在古代，在北宋以前地位很卑微，在四民中排第三位，他们的头上从来就没有神圣的光环，可这并没有阻止一大批精英为之献身，使之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科学体系，并让一个古老的民族永葆青春与健康。

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，这种古代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，始终体现了对人本身的深切关爱和对生命的敬重。当今社会的分工更细了，我们不一定要为良相，也未必非得为良医。但那种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敬，则应当永远回响在我们道德境界的深处。我想，这就是人们为医圣塑像的意义吧。

这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注释。谁都想治国平天下，但挤到高层，爬到能说话算数之地位的又有几个。所以，以悬壶而医天下病者，是另一种出路和追求了。自我排遣也好，真正的悬壶也好，另类职业也好，大凡这种视进退自若者，都是可赞许的。

这句话出典，当是范文正公所说：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。这个和他的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先之乐而乐”是内核相承的，这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情坏，进退皆造福世人，方法手段，地位高卑都不论。

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翻译原文

划粥断齑( huà zhōu duàn jī ) 出 处： 宋·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：“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画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齑数十茎，酢汁半盂，入少盐，暖而啖之。” 分开捣碎的腌菜和凝结的粥，按定量来吃，形容生活清苦，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 读书成语 。

范仲淹的母亲谢氏，身世坎坷，吃尽许多苦头，饱尝过多酸辛，因此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谢氏以孟母自励，悉心教子；范仲淹以颜回自律，发愤成才。举凡古代刻苦攻读学有所成的故事，母亲和继父都对范仲淹一一讲过。

汉代朱买臣家贫，一边砍柴，一边读书；隋代李密，为人放牛，骑在牛背上读《汉书》，其他书挂在牛角上。汉朝路温舒无书，把借来的《尚书》抄在自己用蒲草编的席子上；公孙弘家贫无书，削竹片抄录《春秋》诵读。晋朝车胤，夜读无油灯，捉来许多萤火虫装在纱袋里，靠萤火虫发出的光亮读书；孙康则在冬夜借大雪的反光读书。晋朝孙敬，读书至夜深，不让自己打瞌睡，以绳系发，悬于屋梁，如打盹低头，绳索便会将他拉醒（头悬梁）；战国时苏秦游说秦国而不被重用，回家来遭到妻不下机、嫂不为炊的冷落，发誓钻研兵法之书，每当夜深昏昏欲睡之时，就用锥子自刺大腿，使自己清醒之后再读（锥刺股）。潜移默化，读书成癖，自觉吃苦，乐在其中。在县学读到孟子：“舜发于畎（qu?n）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（筑墙）之间……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……然后知生于忧患，而于安乐也。”范仲淹心里豁然明白：要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就得自律严刻，自觉吃苦，自强不息。

在醴泉寺读书期间，继父的家境已经比较窘迫，仲淹心知肚明。每次离家去寺院，母亲总劝他多带些粮米，一来担心儿子吃不饱累坏身体，二来怕给寺院的师父增加负担。可每次范仲淹都不多带，而且带的数量，出人意料的少。母亲絮叨规劝，仲淹总是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有数，不少。”初到寺院时，粮米交给厨房，代为制作，随寺院的钟声与和尚们一道用饭。可范仲淹，从早到晚一个心思地读书思考，经常充耳不闻钟声，忘记了吃饭，再去打饭时，又过了时辰。好心的厨僧或小和尚眼看着范仲淹如此废寝忘食地读书，便主动给他送饭来，仲淹很过意不去，给别人添了麻烦。为了读书方便，他自己备了小锅小灶，自炊起来。范仲淹按自己既定的主意，每天夜晚，量好米，添好水，在小灶里点燃自己拾的木柴，煮米粥。一边读书，一边续柴煮粥。一锅米粥煮好了，时间也已过了子夜，他便和衣睡去。第二天清早起来，锅里的米粥凉透了，已经凝固成圆圆的一整个。他拿出小刀，在凝固的粥块上面，划上一个十字，完整的一锅粥分成了四块。早晨吃两块，傍晚吃两块，一日两餐，这便是“划粥”。用什么菜蔬佐餐呢？菜蔬就在寺院周围的大山之中。坡坡岭岭，沟沟坎坎，自然生长着野韭菜、野葱、野蒜、野山芹，还有苋菜、苦菜、荠荠菜、蒲公英、王不留、茵陈等十几种可食的野菜。白天去山洞读书时，顺便拔几种野菜回来。吃饭时，把十几根野韭菜，或野葱、或野蒜，切成细碎末，加入一点盐拌和拌和，一顿佐餐的菜便成了。这就是“断齑”，齑ji，切成碎末的韭菜、葱蒜等。划粥断齑，既简约又清淡，省时、省力、省钱，可谓范仲淹的创造！醴泉寺读书三年，范仲淹基本过着“划粥断齑”这种清苦自律的生活。随着范仲淹在北宋历史舞台上光辉业绩的展现，“划粥断齑”也就成了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的专用成语。

范仲淹曾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在邹平醴泉寺读书。醴泉寺地处群山环抱之中，环境幽雅，是一处安心读书的理想之地。寺内住持慧通大师学问精深，对范仲淹疼爱有加，向他传授《易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及诗词歌赋，生活上也处处周济他。这引起一些小和尚的嫉妒，常常吵吵嚷嚷扰乱安静，又以“饭后钟”相戏弄。为逃避寺内喧嚣，范仲淹找到寺南一僻静山洞读书，用家中送来的小米一次煮一锅，待凉后划上一个十字，每顿吃一块，再切上一点野菜，撒上盐末下饭，这就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读书洞”、“划粥断齑”的故事。据江少虞的《宋朝事实类苑》记载，范[2] 仲淹“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薤十数茎，酢汁半盅，入少盐，煖而啖之，如此者三年”。

有一次，范仲淹在洞中读书时，两只老鼠跳进粥锅吱吱乱叫，他抬头一看，是一白一黄两只小老鼠。范仲淹忙将老鼠驱赶出去。两鼠慌忙逃出洞外，钻到荆树两侧。范仲淹追到树下，见一侧鼠洞闪着黄光，一侧鼠洞闪着白光，他很惊奇，取来铁锹挖开一侧鼠洞，下面竟然是一个大地窖，扒开土石，却是满满一窖黄金，他随手埋好。又挖开另一侧鼠洞，见是一窖白银，仍不动分文，埋好如初，复回洞中挑灯夜读。

离开寺中三十年后，醴泉寺遭受火灾，慧通大师不忍寺庙毁在自己手中，便派人找到已延州戍边的范仲淹求援。范仲淹询问了寺庙的情况，热情款待来人，但只字不提援修寺庙的事情，临走时修书一封并赠送了两包上好的茶叶，让来人回复慧通大师。庙中和尚听说范仲淹闭口不提修庙一事，心中愤然。一天，慧通大师展信见是一首五言诗：“荆东一池金，荆西一池银，一半修寺院，一半济僧人。”慧通等人对范仲淹不贪财货、密覆不取的高尚品格更添无限敬意，用所掘金银修缮寺庙，醴泉寺得以复兴。这便是邹平妇孺皆知的“窖金苦读”、“窖金捐僧”的故事。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三年，这在他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他刻苦攻读，博览群书，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；另一方面，培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。

范仲淹

范仲淹(6张)

范仲淹在醴泉寺苦读之际，感到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，于是两次外出游学。《范文正公文集》有一首诗《赠广宣大师》云：“忆昔同游紫云阁，别来三十二回春。白头相见双林下，犹是清朝未退人。”写的是范仲淹18岁时与广宣大师交游的经历。二年后的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他又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（今西安）游学半年，寻师访友，增长见识。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《鄠郊友人王君墓表》云：“时祥符记号之初载，某薄游至止，及公之门，因与君交执，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、临海屈元应者，蚤暮过从。”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，在其别墅“倚高松，听长笛”，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，周精于篆刻，屈对《易》有研究，且都琴艺高超。范仲淹与他们一起读《易》抚琴，“相与啸傲于鄠、杜之间。”另据《续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（大中祥符二年）二月，（真宗）令陕西发廪振（赈）粜，旱故也。”范仲淹两次游学的经历，不仅使他结识众多良师益友，汲取儒学与佛道教义，拓宽视野，而且关中游学期间，正值陕西大旱，一路上亲眼目睹老百姓因灾情严重而饿病的惨状，使他深切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腐败，民间的苦难与不平，增强了他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

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壮志。据宋赵善臻《自警篇》描述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既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欧阳修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（并序）》记载：“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慷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

划粥断齑怎么读音

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翻译原文，如下：

一、译文

“将来我能当承相吗？”然后抽签，签范仲淹还未显达时，曾经去神祠求签祈祷，他说：名表明不可以。然后又在次求签祈祷，说：“不行的话，那我就当个良医也行。”签名表明还是不可以。于是他长叹说：“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，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。”

后来，有人问他：“大丈夫立志当宰相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？?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单微了？”范仲淹回答说：“怎么会呢？古人说，常善用人，故无弃人，常善用物，故无弃物。

有才学的大丈夫，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，造福天下，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，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。要普济万民，只有宰相能做到。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，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，莫过于当良医。

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，上可以疗君亲之疾，下可以救贫贱之厄，中能保身长全。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，除了良医，再也没有别的了。”

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出处、及作者范仲淹的简介

一、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出处及主要内容

出处：《文正公愿为良医》

主要内容：记述了范仲淹入仕前的一段故事，表达了他“不为良相，即为良医”的抱负。

二、范仲淹的简介

范仲淹 （989年8月29日-1052年5月20日）?，字希文，生于苏州吴县人 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。北宋杰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军事家，谎号“文正”。

范仲淹是历史上文武兼备、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，无论在朝主政、出帅成边，都系国之安危、时之重望于一身。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，他也弹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

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，他倡导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，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。

关于范仲淹的问题

划粥断齑读作huà zhōu duàn jī。

拓展知识——划粥断齑

划粥断齑出处：宋·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：“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以刀画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齑数十茎，酢汁半盂，入少盐，暖而啖之。”分开捣碎的腌菜和凝结的粥，按定量来吃，形容贫苦力学。特指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刻苦读书。

字面解释

齑，就是切碎了的腌菜或酱菜，也引申为“细碎”。“齑”有时也写做“虀”，音“jī”，原意是细碎的菜末。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《齐民要术》书中。

范仲淹

范仲淹随母改嫁到山东邹平长山朱家，更名换姓，生活条件十分清贫。7岁时，生母谢氏教他识字，买不起笔墨纸张，只得在地上用树枝练习写字，10岁时才入私塾读书。

但艰难的生活抵挡不住范仲淹对知识的渴望，他读书非常刻苦，15岁即被举为学究，并受到本县告老还乡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青睐，称其“他日中不惟显官，当立盛名于世”。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邹平居住了整整20年，因而称山东邹平是“范公故里”。

典故

范仲淹“少有志操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的壮志。据宋赵善臻《自警篇》描述：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。”亦不许。既而又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之志也。”

欧阳修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（并序）》记载：“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慷然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

、“不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”——忧患论

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河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，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这段为人们所熟悉的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名言，正是范仲淹忧国忧民之心的自我真实写照。

《岳阳楼记》写于庆历六年（1046），而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之心，早在少年时代便已形成。欧阳修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道：“公少有大节，于富贵贫贱、毁誉欢戚，不一动其心，而慨然有志天下，常自诵曰：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[37]此外，欧阳修在景佑元年，当得知范仲淹知苏州时，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.其中就有这样的话：“希文登朝廷，与国论，每顾事是非，不顾自身安危，则虽有东南之乐，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！”[38]欧阳修在信中把范仲淹称为“有忧天下之心者”，可见，他对范仲淹这一点相当熟悉，所以他在范仲淹神道碑中写范仲淹少有忧患之心，当是言之有据。

范仲淹少年时期，曾为自己的将来设想了两种职业，两条生活道路。一是做良相，一是做良医。宋人赵善璙的《自警篇》卷8记载：

范文正公微时，尝诣灵祠，求祷曰：“他时得相位乎？”不许。复祷之曰：“不然，愿为良医”。亦不许。既而叹曰：“夫不能利泽生民，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。”他日，有人谓公曰：“丈夫之志于相，理则当然。医之技，君何愿焉，乃无失于卑耶？”公曰：“嗟乎，岂为是哉！古人有云，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且丈夫之于学也，固欲遇神圣之君，得行其道，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。若己推而内之沟中，能及小大生民者，固惟相为然。既不可得矣，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，莫如良医。果能为良医也，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生民之厄，中以保身长生。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，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。

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，范仲淹的两种人生设想，一是救世，一是救民，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。在范仲淹入仕后，这种忧国忧民意识，变得更为强烈。天圣五年时，他仅是一名大理寺丞这样的小官，在母亲去世服丧期间，他由一己之忧，而推及天下之忧，在强烈的忧患意识的驱使之下，写下了近万言的《上执政书》[39]。针对当时各个领域中的弊端，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。他在述说上书的理由时说：“不敢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。”

做地方官，他说：“忧国忧民，此其职也。”[40]为边帅，他在因擅复西夏赵元昊书而被冤枉地降职时说：“既去职任，而尚怀国家之忧。犹卞生献璧，不知其止，足虽可刖，而璧犹自贵。”[41]在朝为谏官，范仲淹奉命视察江淮灾区，将灾民用以充饥的野草拿回一把，带给皇帝，“请示六宫贵戚，以戒侈心”[42]。他还称赞灾区的地方官吴遵路的救灾事迹。后来，当吴遵路去世时，范仲淹专门写了祭文，满怀深情地说吴遵路“忧国忧民，早衰而”[43]。看来，范仲淹并不是不知道忧国忧民会耗心损神，但他始终未改初衷。由于背负着忧患之心，范仲淹一生活得很沉重，很少有欢快轻松的时候。甚至在同朋友一道饮酒时，范仲淹也会联想到黎民百姓，“但愿天下乐，一若樽前身”[44]。

宦海沉浮，也曾使范仲淹产生过急流勇退的念头。但这种很快就被他那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所遏止，想到的是：“鹏鹪共适逍遥理，谁复人间问不平？”[45]

由上述可见，范仲淹的忧国忧民，是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。因而，也就相当强烈而执著，“如卞生献玉，不知其止，足虽可刖，而璧犹自贵”。这种执著的忧国忧民意识，正是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延伸。相反，一个对国家、对百姓毫无责任感的人，只会局于自私而可怜的一己之悲欢，绝不可能产生出如此高尚的忧天下之心。

那么，范仲淹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？我想起码有这样几个因素。

从客观上看，第一，宋王朝“以士大夫治天下”的社会政治环境，造就了范仲淹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。因而，他一言一行，处处从民生疾苦与国家安危着想。第二，到范仲淹入从仕的时代，大宋王朝已建立了八十余年。这架巨大的车子，已开始从峰巅向谷底滑落，各种危机已经萌发。用范仲淹的话说，“纲纪制度，日削月侵，官雍于下，民困于外，夷狄骄盛，寇盗横炽”[46]。这种政治现实，也不能不使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范仲淹忧患意识增强。

从主观上看，第一，范仲淹在入仕之前，身处底层，对民间疾苦和地方上贪官污吏、各类横豪对百姓的欺压深有了解。他说：“臣出处穷困，忧思深远，民之疾苦，物之情伪，臣粗知之。”[47]因此，他在少年时代选定良相与良医作为将来的职业时，便已立志救世于水火，解民于倒悬，形成了深重的忧国忧民意识。第二，儒学积极入世与重民思想的长期陶铸，使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树立得相当牢固。既以天下为己任，必然会有忧天下之心。范仲淹说过他的忧患意识是推求“古仁人之心”的结果。范仲淹很推崇唐代韩愈的文学成就，倡导北宋的古文运动。[48]他的思想也受韩愈这样的一代大儒影响很深。范仲淹心忧天下，冒上言，也援引韩愈为楷模。他在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中说：“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，由是时政得失，或尝言之。”总之，“以士大夫治天下”的政治环境，危机日重的社会问题，古代仁人志士的风范所及，这诸多因素，铸成了范仲淹那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品格。

或许，在今天一些人的眼里，范仲淹活得很累。的确，他是活得很累。但一个人或者是一批人，特别是那些为官为吏从事公务的人活得很累的话，或许就可能换来更多的本来就活得很累的人的轻松。